包拯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佑的女婿郭承佑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
现代城市铜雕就像城市的眼睛，最能反映出城市的风采和神韵。作为空间艺术的城市铜雕，虽然是隶属于环境的存在而存在，但城市却积极主动地给环境以充实，增强人们对于环境的主观意识。和其他铜雕一样，城市铜雕经历了惨淡、曲折的过程，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在21世纪城市铜雕该何去何从呢?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城市铜雕和城市铜雕的共同点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旧的观念中，不能停留在城市铜雕与建筑的比例、体量、空间、色彩、材质等等关系上，而要进一步地探求城市铜雕在现代城市中人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的作用，特别是人与自然、心理、历史、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关系。作为一种环境艺术，城市铜雕应该如何和整个城市呼应、交融，美国城市铜雕的发展或许能给我们某些有益的启示。